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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理学家的文学

作者: 采集侠 来源: 网络整理 时间:2018-12-03

原标题:宋代理学家的文学

雅斯贝尔斯(Karl Jaspers)在《历史的起源与目标》一书中提出,公元前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化的“轴心时代”。借用“轴心时代”这个概念,我们可以称公元十一世纪前后是人类文化的“次轴心时代”。欧洲在公元十一世纪时出现了教会改革,产生了首批经院哲学家,建造了具备宏伟规模的建筑,提高了僧侣及贵族的教育水平,其进步是持久且多方面的。在阿拉伯世界,阿拔斯王朝在科学领域享有盛名,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将哈里发统治下的不同民族团结在一起。在中国,宋学构造了这个次轴心时代的文化星空,邵雍、周敦颐、二程、张载、朱熹等理学巨子成为这个文化星空上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,以他们为中心形成的众多理学家群体主导着两宋文化的发展趋向,而理学家创作的诗歌成为理学文化在文学领域里绽放的花朵。

依据现代诗学的审美规范衡量理学诗人的诗作,难免得出理学诗的文学史价值、文化史价值与其审美价值不相称的结论。理学诗具有观照的、沉思的、疏离感官的品性,在表现美感和激情上无法与“诗人之诗”争衡。这不是因为理学诗人缺乏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,而是因为美感和激情常被理学家认作扰乱道德生活秩序、浇灌淫欲之花的祸源,况且,日常的存在在理学家的视野中多为无聊琐屑之物而少具“意义”。尽管理学诗人没有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,没有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的重要事业,但理学诗派的诗歌以其深刻的思想、静观的体验、宁静的风致而别具一种异趣和感染力。在古典诗歌抒写的传统内容,如耕读之趣、天伦之乐、山水之美、离别之情,以及政俗美刺、吊古伤怀、感时悯乱、情深思慕之外,理学诗人吟咏“理道”“性情”,事实上是宋诗多样化发展的表征。宋代诗坛出现理学诗派这个旁门,适足以显示宋代文学生态的活力。

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说:“可能不再存在哲学与诗篇之间的联系比在中国更密切的文化了。”理学诗是哲学在诗学领域的实现,说明了中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的“近邻”关系。作为文学的旁门,理学诗派能在中国诗史上发展成为流衍最广、历时最久的文学派别,正说明了它与近世中国文化及文学发展趋向的同一性。

理学诗人属于思想型作家,其对哲学信仰的自觉程度超过一般文人,而理趣诗是具有“智趣”的诗歌类型。研究理学诗派,必须突破从纯文学的立场看理学诗人的单一视域,确立理学诗歌和理学诗人的本位观,即把理学诗人及其诗歌作为具有主体性、具有独立形态的对象加以整体观照,既分析理学诗人的境遇和体验,透视理学诗人的心态,又揭橥诗歌文本中的哲学内涵。换句话说,必须定位在宽泛的“国学研究”或者说“文学的文化学研究”的领域上,定位在诗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上。恩斯特·卡西尔在《人论》中说:“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美绝不是艺术的唯一目标,事实上它只是一种第二性的派生的特性。”针对理学诗兼具思辨性、哲理性与体验性、感悟性的特点,有必要既重哲思又赏风华,把诗歌的认识功能和审美愉悦功能置于同等的地位。从思想史的角度观照理学诗的文化精神,不仅可以增加对理学诗思想深度的理解,而且可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,而以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中,理学诗因为其文学属性常常被忽视或被遮蔽了。

宋代文人普遍具有强烈的理智感和道德感。理智感是与人的求知欲相关联的追求真理的情感,道德感是以人际关系的协调圆满为目标的追求善的情感。它们的强烈程度并不表现为感情的瞬间爆发,而是反映在一种深刻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上。它们一旦形成牢固的意向,便有着强大的心理势能。理学诗人“以山水通于理道”正是这种心理势能的体现。冷静的理智感和清明的道德感使得理学诗人的性格趋于和易温厚,如阳春可掬;他们的诗风则趋于平易和乐。

理学家是不满足于外部生活而致力于向内寻觅的需求主体。他们内心具有寻求意义的愿力,隐含着超越的希望,对精神生活有着比一般士大夫更高的要求,对道德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念。面对物欲充斥人心、意义普遍缺失的社会,理学家试图通过高扬士大夫的内在生命力,进入外在环境和日常经验所不具有的“极高明”的境界。他们认为内在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分殊,负载着超越浮世表象的绝对价值。因此,他们的诗歌也表现出在思想深处对宇宙生命之美的感悟。只有把理学家深刻的哲思和深邃的生命感结合起来进行分析,才能挖掘出诗歌文本中寓天地浩然之气于花香鸟语之中的生命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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